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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司法》第16條為他人民間借貸提供擔保的效力認定

發布人: 時間:2017-08-22 21:41:41 瀏覽量:1503

民間借貸中,公司違反了《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超出了公司章程規定的擔保數額或者未經股東(大)會決議即為其股東向他人借款提供擔保,該擔保的效力如何認定?本文就此難點問題在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四種觀點進行了探討。

在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該擔保有效,由于《公司法》第16條屬于任意性規定而非強制性規定,違反了該條規定提供的擔保,亦應認定為有效。第二種觀點認為,該擔保有效,由于《公司法》第16條屬于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非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因此違反該規定并不影響擔保合同的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該擔保無效。由于《公司法》第16條屬于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因此違反該規定的擔保合同自然無效。第四種觀點認為,《公司法》第16條并不能直接成為認定公司與第三人之間行為效力的直接裁判依據,還應當結合《合同法》的其他條款確定。

筆者傾向于第四種觀點。

   《合同法解釋(二)》第14條將強制性規定區分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和“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然而,這一規定在審判實踐中并未起到制定司法解釋時所預期的效果。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將這兩類不同性質的強制性規定加以區分。盡管在針對該司法解釋相配套的理解與適用一書中提供了肯定性識別和否定性識別的方法論,然而具體到某一個強制性規定的法律條文,仍然很難作出正確和恰當的認定,何況這些認定標準本身就很值得懷疑。

   正如在本問題中之前所述,就肯定性識別標準而言,如果現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規都明確了違反強制性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還有什么必要去識別它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還是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更何況現行法明令違之將導致合同無效的一些強制性規定,在性質上卻屬于管理性規定。譬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業資質或者超越資質等級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在這里,建筑法上關于承包人資質的規定應當是市場準入型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但司法解釋卻將之作了無效處理。再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前半段規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未按照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規定建設的房屋,與承租人訂立的租賃合同無效”。該條后半段又緊接著規定,“但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經主管部門批準建設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有效”。從該條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將是否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作為認定房屋租賃合同效力的前置性條件。然而,對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管理當然屬于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司法解釋卻將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認定為無效。就否定性識別標準而言,司法解釋只是在認定某一強制性規定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之后作出的表面上符合邏輯的推論——因為按照司法解釋設定的前提,強制性的法律規定如果不是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就必然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這種非此即彼的做法恐怕無法應對紛繁復雜的司法實踐。由此可見,有關強制性規定的識別標準對于審判實務仍然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公司法》第16條究竟是任意性規范還是強制性規范,或者效力性規范還是管理性規范,并不能直接成為認定公司與第三人之間法律行為效力的裁判依據 ,從規范性質的角度分析對外擔?;蛲顿Y的效力,有悖于第16條的立法目的。確定合同的效力,應當依據《合同法》第50條以及其他條款來確定。有關《公司法》第16條的規范性質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一個較新的判例中作出了回應,在該判決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公司法》第16條規定的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體行為,防止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或者高級管理人員損害公司、小股東或其他債權人的利益,故其實質是內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約束交易相對人。因此上述規定宜理解為管理性強制性規范,對違反該規范的,原則上不宜認定合同無效。筆者對該案的判決結果不持異議,但對上述觀點并不敢完全贊同。筆者歸納了學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判決認定《公司法》第16條為管理性規范的理由,主要有四個:第一,《公司法》第16條并未明確規定公司違反上述規定對外提供擔保導致擔保合同無效;第二,該條款并非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第三,《公司法》第16條系公司內部決議程序,該規定不得約束第三人;第四,依據該條款認定擔保合同無效,不利于維護合同的穩定和交易安全。筆者認為,這四個理由并不足以認定《公司法》第16條為管理性規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就《公司法》第16條并未明確規定公司違反上述規定對外提供擔保導致擔保合同無效而言,這種理由不經推敲。我國法律、行政法規中,充斥著大量“不得”“應當”“必須”等字眼兒,然而,很少有法律明文規定,違反該規定的法律后果是什么。例如,《物權法》第186條規定:“抵押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不得與抵押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北娝苤?,該條文是對流質契約禁止的規定,違反該條規定的合同為無效合同。雖然該條文中有“不得”的表述,但是并沒有規定,違反該條規定簽訂的流質契約無效??梢?,苛求法律明文規定“違反即無效”,只能是一廂情愿的設想;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才會出現無法通過法律條文就能直接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的現狀。為了克服立法上的這一弊端,增強法律條文的可適用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釋時,才會煞費苦心刻意強調哪些無效,哪些有效。

其次,就《公司法》第16條并非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而言。前述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號民事判決中指出:“《公司法》第1條和第16條的規定明確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體行為,防止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或者高級管理人員損害公司、小股東或其他債權人的利益,故其實質是內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約束交易相對人。故此上述規定宜理解為管理性強制性規范。對違反該規范的,原則上不宜認定合同無效?!惫P者認為,強制性規范是指不受當事人意志所左右且無法通過約定予以變更或者排除的規范。對于強制性規范,根據不同的標準會產生不同的分類,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也僅僅只是其中的一種分類方法,很難說能夠把所有命令性規范和禁止性規范全部囊括在內。譬如,有學者就把強制性規范分為完全規范和不完全規范,完全規范主要是指命令規范(令行或禁止的行為要求),不完全規范包括權力分配規范、權限規范、輔助規范與定義規范、法律參照與法律擬制、法律推定等多種類型。

還有學者將強制性規范歸納為命令規范、賦權規范和定性規范,并在此基礎上指出,對于強制或者禁止為一定行為的命令規范的違反才有制裁問題,對界定私法上形成及處分權利義務界限的賦權規范,并無真正的“違反”問題。法律行為逾越處分界限者,也并非“無效”,而是在獲得有權者許可前“不生效力”。法律行為違反“命令”和“社會規范”(如公序良俗)而無效,性質上是私法自治“內容”界限的逾越,而“處分權”的僭越則僅是私法自治內部“權限”界限的逾越,兩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因此,試圖將強制性規定區分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并進而以此為據區分規范屬性的標準時,不僅對審判實踐并無多大價值,在法解釋上也出現了不當適用的混亂。這種嘗試解決問題的制度設計,卻又造成識別標準本身難以區分這一新的問題,不能不說是制度設計時未曾預料的后果。因此,斷言《公司法》第16條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非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理由未免有些牽強。

再次,就《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系公司內部決議程序因此不得約束第三人而言?!豆痉ā返?6條確有內部控制程序的內核和意涵,然而,這并不是《公司法》第16條的全部主旨和目的。作為法律,一經公布,任何人均不得以不知法律有規定或宣稱對法律有不同理解而免予適用該法律?!豆痉ā返?6條既然將公司擔保的決策機構、權限等定為明文,即具有普遍適用效力,擔保權人在與公司簽訂擔保合同時,就應當注意到法律的既有規定。這種法定決策程序既是對公司的限制和要求,也是對擔保權人的限制和要求?!豆痉ā返?條開宗明義規定“為了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因此,無論是作為公司股東還是公司的債權人,都應當知道公司的組織和行為是受到法律規范而非任意妄為的?!豆痉ā返?6條的立法理念之一就是將公司對外提供擔保時的內部決策程序、決策權限在公司法總則之中曉諭公眾,以圖發生一體遵循的立法效果,該規定不僅調整公司內部管理事務,而且也規范公司外部交往事務。既然《公司法》第16條明確規定了公司為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那么作為擔保權人或者債權人,就應當對此引起注意,任何忽視或者漠不關心該條規定,都不能認定為善意,而對于非善意的相對人,無權獲得法律的全方位保護。

最后,如果依據《公司法》第16條認定擔保合同無效則不利于維護合同穩定與交易安全而言。誠然,作為調整商業行為的公司法,更加注意效率,為促進交易的快捷與簡便,盡量給商主體提供更加寬泛的自由行為空間。然而,這種效率的追求并非完全不考慮交易相對人的主觀狀態,恰恰相反,商法對于交易的主觀狀態卻依然重視。以最講究流通和效率的票據為例,《票據法》第10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钡?2條規定:“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的,也不得享有票據權利?!惫胶托б媸窍嗷_突的兩個價值,孰優孰劣,取決于立法政策的價值取向。從上述規定可見,商法同樣重視公平,而非視而不見。何況,擔保權人形式上審查是否有股東會決議,并不會影響到交易的效率。另外,從風險控制的角度看,如果擔保權人在知道被擔保的是公司股東,而對公司股東會是否作出決議都疏于查閱,其權利自不應得到法律的惠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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